但是，蒋介石在借“追剿”红军之机，进而完成“图川”大计方面，他的战略战术的运用，却获得了成功。
诚如前文所述，当初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，曾当面允诺刘湘，只策划“剿匪”军事，绝不过问川政。但是，自打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之后，很快就反客为主，“一面担任策划，一面担任督战，规定川军各路师长以上将领要定期向参谋团做军事报告，凡属向刘湘总部报告军情一定要分报贺国光的参谋团一份，以加强控制。同时由参谋团派出军事督察专员到各军师随军行动实行监军”。这样一来，贺国光就以参谋团的名义，打着蒋介石的旗号，由“策划剿匪”变成了指挥川军了。待到蒋介石入川之后，就明令四川的军政大事，必须统由委员长筹谋。结果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中央，就势必和川中之王刘湘发生矛盾。
随着蒋刘矛盾的发展，蒋介石又命心腹特务头子康泽率别动队入川。这些手拿尚方宝剑的大小特务有恃无恐，均以“钦差大臣”自居，很快把触角伸向四川各界，并竭尽挑拨、收买之能事，成了蒋介石派在四川的耳目，刘湘等人有什么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，很快就能传到蒋的耳朵里。对此，刘湘痛恨异常，遂出钱筹组了他的特务组织，除监视康泽别动队的活动外，就是处心积虑地破译在川的参谋团、别动队和蒋介石联系的密码。当刘湘获悉他们来往密电的内容，无一不是在打他的主意之后，真是芒刺在背，寝食难安啊！因此，刘湘为了自尊，或出一口闷气，也不时地给参谋团尤其是康泽的别动队出些难题，搞一些小动作，弄得贺国光、康泽等入川的“钦差大臣”有苦说不出。
对此，蒋介石当然是知晓的。但是，由于他远在贵阳或昆明指挥追堵红军，所以无暇相顾。
时下，他已经完成了在黔滇两省以失败告终的“剿匪”任务，回到了成都，并住进了刘文辉当年的官邸中。因此，他认为是到了解决川中王刘湘的时候了。蒋介石是靠军队起家的，自然，他也知道刘湘敢于如此明目张胆地和他过不去的原因，就是刘湘手中有一支令其他川系军阀望而生畏、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军队。换言之，要想让刘湘向他俯首听命，就必须一步一步地剥夺刘湘手中的军权，以及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军队。而蒋介石于六月五日召集川中高级将领训话，并发表长篇有关军事方面的演讲，就是等于向川军宣布：
我蒋某人是各路川军的最高统帅，刘湘也必须听命于我！
在这次召见川军务将领的会议上，蒋介石以“兵贵精而不贵多”为由，大讲川军这些年来各自成系而不重质量，要求刘湘在近期之内核实名额，淘汰老弱，务必裁减川军三分之一以上。按照蒋介石的想法，他动一动嘴，就可以把近二十万的川军，至少裁去六万人马！他为了确保此次裁减川军顺利进行，决定把负责追击中央红军的薛岳所部——“吴奇伟、周浑元两个军及第二路军前敌总糊各师已到达成都附近，形成蒋嫡系部队控制了四川的局面”，强迫刘湘执行裁减川军的命令。
刘湘自然明白蒋介石这一着棋的真实用意是“既可削减川军实力，又好制造各部与自己的矛盾”。他当即决定以顺水推舟之法，对蒋介石上述的一箭双雕来个将计就计：当着蒋介石的面，不仅宣布将川军三百六十个团裁减为二百七十个团，而且还公然宣布首先拿自己的二十一军开刀，即“他本有一百二十余团，缩减后尚存九十六团，扩编为三个军，由唐式遵任二十一军军长，潘文华任二十三军军长，王缵绪任四十四军军长。因为省主席照例兼省保安司令，又将裁下来的部队缩成二十四个保安团，实力非但没有受损，番号还有所扩充”。其他各路川军，则毫无活动的余地，只得在刘湘打着蒋介石的幌子的压力下减去三分之一的兵力。在军费开支上，刘湘更是巧立名目，厚己薄人，他的“所部军费每月高达八百一十七万元，而其他各部加在一起，亦不过一百五十万元。相形之下，更令其他各部嫉恨在心，但面对刘湘在政治军事上的压倒优势，却敢怒而不敢言”。
由此，蒋介石看到了刘湘的真面目，自然也明白了刘湘能崛起四川的真正原因。如要削弱这样的对手，绝非一日之功，加之中央红军迅速渡过大渡河，且又出他所料地翻过夹金山，并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他只好把解除刘湘兵权之事暂缓进行。
但是，其他川系军阀毕竟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力。
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了，靠谁来完成“剿灭”红军的任务呢？他继续玩弄所谓的以夷制夷的策略，力求达到一石二鸟之效。为此，他采取了如下的办法：
第一步，蒋介石借口薛岳统率的十万中央军，历经长达八个多月、近两万余里的长途追剿，极需休整，不再“给予尾追红军的任务”。同时，“为了把该路军军容搞得好些，兵力充实些，特留下在雅安补充新兵……及服装弹药逐渐恢复战力，作为川西的战略预备兵团”。接着他又命令各路川军分路进攻红军，以期两败俱伤，而他则坐收渔翁之利。
第二步，蒋介石为了使心怀异志的川军丢掉幻想，他很快把休整、补充完毕的薛岳所部十万中央军调到成都附近，造成大军压境的态势，迫使刘湘等各路川军唯有开赴前线与红军作战一途。
第三步，在蒋介石的心目中，川军中只有杨森所部公然向他输诚尽忠。不久，杨森又通过薛岳向他表示：“外人总认为朱玉阶（朱德别号）当年在我二十军工作过，怕第二十军有赤化分子潜伏。其实我第二十军反共不会落在友军之后。我确信全军上下是不会受朱的影响的。”对此，蒋氏十分策略地表示，他是信任杨森的。接着，就在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期间，“杨森率该军及第二十一军、第二十八军各一部追击中央红军，于占领芦山、宝兴越夹金山向懋功前进时，在灵关附近要隘与红军后卫接触，该部夏炯旅截获一部红军伤病员，摄影宣传，诡称为灵关大捷”。坐镇成都的蒋介石“得悉这一情况，以杨森反共积极，马上通令嘉奖”。并由此开始收买杨森，借以对付刘湘等川系军阀。
第四步，蒋介石因大渡河之役失败，对刘文辉怀恨在心。就在杨森所部“诡称灵关大捷”的同时，刘文辉的侄子“刘元璋部三四个旅直趋金汤狙击红军侧背，其中刘元琮旅抵金汤时又被红军击败。此外红军渡过大渡河经芦山、宝兴北进，先头进抵懋功以西地区，也将刘文辉据守于丹巴、大金川西岸的余松琳旅击败”。蒋介石盛怒之下，“电令刘文辉将刘元琮、余松琳……两旅长押解参谋团法办，给刘文辉以打击”。他为了进一步做到“以儆效尤”，或曰“使川军头目不敢不卖力气”，又给刘文辉记大过处分，并严词通令川军各部，现摘录如下：
查朱（朱德）匪未赴金沙江以前，曾经迭电刘（文辉）总指挥派兵布防金沙江上游，分段筑碉……据先后电复一一遵办，各在案。现查，实际全未遵行。即以猛虎风搜获匪队讲话材料内云，匪方各军，在两天内能行三百里，还要作战，可为铁证。否则碉堡阻滞，行动决不能如此神速。似此上下欺蒙（朦），贻误戎机，殊堪痛恨。虽以前未经严申赏罚，但既经有令指示，自应遵力奉行，而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，不加督察，实难辞咎……着记大过一次，以为督饬不力者戒。